这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浪费了资源。

近20年来，儒家如何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促进平等互惠的轴心文明之间的文明对话，成为我的科研重点。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显示他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动物性。

几十年来当我们正在各地积极参与落实儒家现代化的具体方案时，世界思潮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涉猎朝鲜、日本、越南和欧美儒学有年，养成了从文化中国之外观察儒家的习惯，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国文化自我表述的观点。我也从西方宗教社会学、比较宗教史学、现代化理论、跨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政治文化学、伦理学和深度心理学获得各种审视儒家传统的角度和方法。我更能欣赏他从不同文化类型与价值取向，而不是从品质优劣或发展先后，来理解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差异。最近十年国内儒学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

但是，我并不完全认同新儒家的提法，因为出现了后新儒家乃至新新儒家之类的自我定义。不过，应该强调，21世纪的儒家虽然批判启蒙心态在当今世界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充分肯定具有启蒙特色的现代价值，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民主，科学和个人的尊严。但是从体用统一的关系来看，王阳明又认为，如果情发而不和，就说明未发之体上有问题，不只是情本身的问题。

从正面讲谓之穷理，从反面讲谓之减担，其实都是恢复人心之良。[30] 这就把情之过与不及，与私联系起来了。就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而言，二者既不是浑沦一物，也不是截然二物，而是理性化解为情感，情感融化为理性，既不能不讲体用，又不能分上一截与下一截。这样看来，七情是不是道德情感或具有道德含义就不能简单地作出肯定的判断了。

至于情，则是着即附着、依附于欲者，这说明二者是不能分开的，情以欲为其依据，以变化无穷为其特点。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按照戴震的观点，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一人之情，天下人之所同情也。但心知如何能无失？这就需要资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知也可以说是情知，觉也可以说是情觉，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刘宗周也有性体之说，但性体并不是别有一体、别有一物，性体即在心体中看出[36]，因为只有心体才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只从上面说本情，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仍然没有解决。[39]《学言下》，《刘子全书》卷十二。其实，这两种说法没有任何矛盾，只是从正、反两面谈论同一件事情罢了。点化是整体的体悟，解化则有理解、分解的成分。

以仁义礼智为情感的表义，这本身就说明情感才是人性的真正内容，同时又是理性的，在情感之上没有什么道德理性。虽然情感就是理性的，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理性的，但是，如果迁于物或有心之累便不能自作主宰，便会出现问题。

情之无失就是理，这种以情言理的学说，其本身就是儒家哲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与西方哲学传统有很大区别。欲之不纵，情之无失，就是理，就是善。

因为人之性情也有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来源，并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无自而生的。一理也，自性而言，则曰仁义礼智，自心而言，则曰喜怒哀乐。但是，戴震并不是完全回到孟子，而是从孟子学说中吸收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对理学形上学进行了批判。换句话说，人是不能对象化的，不能用理智方法去分析的。如果以我的情感度量别人的情感而能得其平，即得到平等而不失其序或无不相通，这就是理。只有将人情的不同方面都能够观察清楚，才能说研究得到，而陆九渊之所以能够这样说，是有他的一套理论的。

从这个方面讲，格物就是减担，就是剥落，减到无可再减，剥到无可再剥，人心之良也就呈现了，如果加上静养功夫，就可存而不失了。[21]《养心莫善于寡欲》，《象山全书》卷三十二。

一、简单的历史考察 如果说，理学即新儒学中的程、朱派预设了一个道德本体即理性，并通过体用关系说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从而肯定情感的意义和价值。它是就中庸之德性而言的，却与情感有直接关系。

[6] 但在陆九渊看来，不仅心与性、性与情，而且情与才都只是一个物事，说法不同，但实质一样，不必区分。[4]《语录下》，《象山全书》卷三十五。

在这一方面，他要比陆九渊更像是一位理学家。[54]《孟子字义疏证·才》。但他强调的仍然是有着无着的问题，在他看来，七情有着，即有人为的执着，而不是过而不留，就是欲了，欲并不是良知之用，而是良知之蔽。刘宗周说：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所谓性者心之性就是强调道德的主体性，说明有心而后有性，决不是相反，如同佛家所说，有个父母未生时面目。他将《周易》的元亨利贞之四德与仁义礼智之四性相联系，进而与《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相联系，一方面说明天人关系，另一方面说明性情关系。

七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舍此则生之自然即良知不能实现。因此，刘宗周所说的情，不是指纯粹个人的情绪情感，如个人的兴趣、爱好之类。

[12]《语录上》，《象山全书》卷三十四。就其流行之发用而言，它是具体的。

在戴震看来，正因为人是同一个类，我之情与人之情是相通的，所以，以我之情絜人之情，即以我的情感度量别人的情感，就能得其平，即能获得平等地位，这与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是一致的。而陆九渊所说，虽然也是讲人的道德良心，同时却有形而上的意义。刘宗周作为心学派的殿军，在很大程度上颠覆或消解了理学形而上学。因此在西方，情感与理性的分离与对立是根深蒂固的。

从其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这句话看来，质又是主要的。这是内在地讲，即从心之所存或心之本然而讲。

应当说这是儒学中的一次激荡，一次自我反省。按照理学的一般说法，性是形而上，心与情是形而下，这是刘宗周同意的，独一也，形而上谓之性，形而下谓之心[42]。

不过，从宋儒到刘宗周都没有将重点放在喜怒哀乐与仁义礼智如何具体联系的问题上，而是直接跳到心性情之体用关系问题，其实际意义便是情感与理性（性理）的关系问题。那么，王阳明则由点化而进到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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